句末助词的冷热类型

　　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由后续语的“冷”、“热”所决定。造成后续语冷热的原因与主体句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即与主体句的屈折成分和韵律特点有关。根据主体句与后续语“此消彼长”原则，主体句越“强”，后续语则越“冷”，越欠缺句末助词；主体句越“弱”，四川挖出50米大蟒蛇后续语则越“热”，句末助词的数量就会越多。本文以汉语普通话、粤语、英式英语、新加坡英语为例进行分析，结论支持“此消彼长”原则。

　　基金项目：本研究获得石定栩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成语法的汉语研究与新时代汉语语论创新”（18ZDA291）资助。

　　句末助词位于句末，文献上又称为“语气词”。汉语是一种有句末助词的语言，如普通话的“吗”，位于句子的末尾，表达一定的语气，如（1）。根据句的分析，句末助词位于句子的“边缘”，正好用来研究句子边缘结构的句法特点，也可以通过这个语法现象比较语言的异同。

　　一般认为英语①是一种没有句末助词的语言，上述提到的普通话的“吗”、粤语的“啩”，英语中通通都没有。虽然英语句末允许一些成分，类似汉语的句末助词，如（9）中的huh、right、okay，但其性质基本与（10）中的aren’t we相同，属于“尾句”（tag），构成疑问尾句（question tag），不算是句末助词。

　　仅考虑普通话、粤语及英语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类型分布（11）：粤语的句末助词非常丰富，位于类型光谱的一端；英语没有句末助词，位于类型光谱的另一端；普通话虽然有句末助词，但数量不算多，夹于两种语言之间。

　　（11）粤语＞普通线）这样的类型光谱？怎样理解粤语、普通话、英语的差异？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方案来解释语言差异，并预测句末助词的语言类型。

　　McLuhan（1964）在研究方面提出过著名的“冷热”论断，把区分为“冷”（cool medium）和“热”（hot medium），前者提供较少信息，观众的参与度较高、较积极，通过参与来补足信息；后者提供较多信息，由于信息较为丰富，因而观众的参与度较低、较为被动。例如，工作坊和对谈往往要求互动，参与较为主动，属于冷；和书本的信息量大，因而听和读书较为被动，参与较少，属于热。

　　Huang（1984）参考Ross（1982）的说法，借用了McLuhan（1964）有关“冷热”的论断，用于主语省略的类型分析。Huang（1984）认为有两大类语言：“冷语言”（cool language）和“热语言”（hot language），前者需要听者的投入，用推理、语境、知识等手段来理解句子；后者的句子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听者可以直接听得到。以主语省略为例，汉语属于冷语言，听者需要通过语境来洞悉被省略的主语所指；英语属于热语言，主语不能省略，每个句子早已提供了完备的信息。至于西班牙语这类语言，主语可以被省略，听者需要一定程度的参与，但不必通过语境，而是可以通过一致关系（agreement）所表示的信息把省略的主语复原，属于“中热语言”（medium-hot language）。

　　本文认为，冷、热、中热等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句末助词的类型现象。上述（11）中三种类型的语言，可以分别描述为冷语言、热语言、中热语言。粤语属于热语言，句末助词数量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语义语用信息，听者可以通过句末助词准确理解；英语属于冷语言，没有句末助词，原本由句末助词所表达的内容需要听者通过别的方式来理解；普通话属于中热语言，有少量的句末助词，提供适量的信息，然而，相对粤语而言，普通话所缺乏的句末助词，听者也需通过别的方式来理解。根据句末助词的冷热描述，（11）的左端是热语言，右端是冷语言。

　　把冷热的概念借用来描述（11）的句末助词语言类型，区分为冷语言、中热语言、热语言三种，形象地描述了听者与句末助词的关系，有一定的概括性。粤语句末助词丰富，听者的参与度低；英语缺乏句末助词，听者要用别的方式参与复原原本句末助词所表达的信息；普通话有句末助词，但数量不多。句末助词的冷热论断为了解这些现象踏出了一小步。不过，对于这种语言差异的现象，我们仍然会追问：为什么粤语是热语言，英语是冷语言？句末助词的冷热由什么因素来决定？

　　首先，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句子划分为两个部分：“主体句”和“后续语”（Luke 2012；陆镜光2004a，b；邓思颖2018）。主体句和后续语两者通过一个无声的连词“”连接起来，构成联合结构（Tang 2015；邓思颖2016a，b，c，e，2018），如（12）所示。

　　假设句末助词来自原本位于后续语的谓词（邓思颖2016d），随着历时演变，后续语的谓词（或与谓词相关的成分）经过语法化后成为句末助词，并入主体句之内，成为虚词。较为典型的例子如普通话的“了”（来自动词“了”）、“来着”（来自动词“来”）、“吧”（来自动词“罢”）、“吗”（与否定谓语的否定词有关）等，以及粤语的“啩”（来自动词“估”）、“”（来自动词“话”）。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认为粤语的后续语非常“热”，有数量较多的成分，表达了丰富的信息。后续语越“热”，句末助词的数量就越多。

　　后续语在粤语中较为丰富已是一个显著的现象（Luke 2012）。粤语不仅有较多的句末助词，所谓“延伸句”（或称为“倒装句、变式、易位句”等）也特别丰富，好像比普通线）的后续语是主语“我”，（14）的后续语是主语“我”加状语“寻日”（‘昨天’），（15）的后续语是“我寻日交”（‘我昨天交’）。这个听起来较为“啰嗦”的后续语就是起到“衬托”的作用，凸显了前面主体句的重要，加强了说话者的语气，带出一种强调的效果（陈冠健2016）。像（15）这种后续语，粤语可以接受，反倒在普通线）。从后续语的复杂性可以窥探后续语的冷热：粤语后续语比普通话为“热”。正因如此，粤语的句末助词就比普通线）我寻日交论文啊，我。（‘我昨天交论文啊，我。’）

　　事实上，上述（13）-（15）的例子在英语中都不能说，如（16）。我们可以总结认为英语的后续语是“冷”的，欠缺了形成句末助词的源头，因而英语缺乏句末助词。语言的冷热与后续语的冷热有关，（11）的类型分布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根据上文的讨论，粤语的后续语是“热”，属于“热语言”，普通话的后续语是“中热”，属于“中热语言”，英语的后续语是“冷”，属于“冷语言”，正好说明了（11）的类型分布。基于这个冷热差异，我们仍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三种语言的后续语有冷热之别？本文假设后续语的冷热与主体句的强弱有关：主体句“强”，则后续语“冷”；主体句“弱”，则后续语“热”。这个假设的原意是“强”的主体句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借助后续语帮忙，因而后续语所表达的信息少，形成“冷”现象；至于“弱”的主体句，欠缺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往往需要通过后续语来补足，因而后续语的地位显得较为重要，形成“热”现象。本文认为主体句的强弱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定义：一是屈折成分，二是韵律特征。我们认为凡有丰富屈折成分、有丰富韵律特征的主体句，都是“强”的主体句，都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后续语帮忙，导致后续语的“冷”；凡屈折成分贫乏、韵律特征贫乏的主体句，都是“弱”的主体句，所失去的信息需依靠后续语帮忙，造就了后续语的“热”。

　　就屈折成分而言，英语有较为丰富的屈折成分，如（17）中表示一致关系的-s，（18）中表示过去时的-ed；至于汉语普通话和粤语，都缺乏屈折成分。以普通线）中的“跳舞”都没有任何屈折成分，这是众所周知而没有争议的事实。

　　至于韵律特征方面，英语属于重音定时（stress-timing）语言（Abercrombie 1967；Warner & Arai 2001等）。这种分析争议性不大，也是学界的共识。至于普通话和粤语，虽然不少意见认为普通话原则上属于音节定时（syllable-timing）语言（Benton et al.2007），但Mok（2009）却发现粤语的音节定时比普通话更强，即粤语的音节定时更长。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普通话有轻声，粤语没有。普通话的轻声形成非重读的音节，呈现重音定时语言的效果。假如以重音作为衡量韵律特征丰富程度的标准，英语属于韵律特征丰富的语言，普通话次之，而粤语最为贫乏。

　　综合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这两方面因素，英语的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都最丰富，普通话虽然没有屈折成分，但呈现出一些重音定时语言的效果，有较为丰富的韵律特征，而粤语既没有屈折成分，也没有丰富的韵律特征。由此观之，英语的主体句属于“强”，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后续语，后续语是“冷”，因而产生不了句末助词；粤语的主体句属于“弱”，需要后续语的补足，形成较为发达的后续语，“热”的后续语提供了形成句末助词的土壤，造就了粤语是一种句末助词丰富的语言；普通话的主体句不算“强”也不算“弱”，这种不强不弱的现象也就需要一些不冷不热的后续语，形成“中热”，所产生的句末助词在数量上也不如粤语多。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11）的类型分布，也为（11）的类型分布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主体句的强弱由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来定义呢？Rizzi（1997）把句子结构区分为“词汇层次”（lexical layer）、“屈折层次”（inflectional layer）和“标句层次”（complementizer layer）三层。根据Rizzi（同上）的划分，本文认为屈折成分主要与句法结构的所谓屈折层次有关，包括体貌、时态、一致关系等成分，在句法上围绕时间词短语TP这个层次。通过轻重音等韵律特征所表达的功能，尤其是与言语行为（speech act）有关的韵律特征，与所谓标句层次有关，位处句子最高的，如标句词短语CP②。

　　根据句法分布和语义考虑，汉语句末助词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类，如时间、焦点、程度、感情等（邓思颖2010）。这几类句末助词能与主体句的句法层级联系起来：时间类在屈折层次，而焦点、程度、感情三类位于标句层次。韵律与焦点、程度、感情句末助词的关系基本上得到Wakefield（2010）研究的支持。他研究部分属于焦点类和程度类的粤语句末助词，发现这些句末助词与英语的语调有关，尤其是与音高能对应起来。由此观之，把语调等韵律特征的强弱与句末助词的多寡联系起来并非不可能，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Zhang 2014；冯胜利2015等）。

　　简单来说，假如某一语言的屈折层次缺乏屈折成分，而标句层次的言语行为并非纯粹依赖韵律手段，主体句都会标签为“弱”。主体句“弱”，则后续语“热”，作为补充，最终形成较为丰富的句末助词。本文认为，粤语就属于这种语言，屈折层次和标句层次都很“弱”，需要比较“热”的后续语，因而造就了形成丰富句末助词的条件；反观英语，屈折层次和标句层次都很“强”，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后续语的作用显得不太必要，也就缺乏形成句末助词的需要。

　　普通话的主体句欠缺屈折成分，但有若干韵律特征，算是不强不弱的语言，也就有“中热”的后续语，产生出为数不多的句末助词。还有一种语言与普通话有点相似，都属于不强不弱，那就是新加坡英语（Singaporean English）。新加坡英语主体句不强不弱的特点与普通话相似，但不完全一样：主体句有一定的屈折成分，比普通话强，但比英式英语弱③。以表过去时的屈折成分为例，新加坡英语可以有-ed的出现，如（21），这有异于普通话；但时态屈折成分有时也可省略④，如（22）（Platt & Weber 1980），这有异于英式英语。（21）He accepted in the end.

　　至于韵律方面，新加坡英语有一定的韵律特征，是一种处于重音定时与音节定时之间的语言（Grabe & Low 2002）。换句话说，新加坡英语的韵律特征比粤语稍强，但比英式英语稍弱。既然新加坡英语属于不强不弱的语言，我们预测后续语呈现“中热”的特点，也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句末助词。这个预测，正符合我们所看到的语言事实。

　　新加坡英语后续语的冷热现象很值得注意。文献早已观察到新加坡英语的后续语比英式英语丰富，（23）中位于句末的already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特征（Kwan-Terry 1989；Bao 1995；Hiramoto 2015等），也可当作后续语的一种，不见于英式英语。不过，新加坡英语后续语远远比不上粤语的“热”，像（23）中的already，其使用范围仍有一定局限，欠缺像（15）那样的延伸句。由此可见，新加坡英语的后续语所呈现的现象算是“中热”，在类型上有异于英式英语，也异于粤语。

　　由于新加坡英语有“中热”的后续语，我们预计应该有句末助词出现的可能性。事实上，新加坡英语有大约十一个句末助词，如（24）的la、（25）的a、（26）的what（Gupta 1992），数量上与普通话接近，应该属于“中热”的语言。

　　新加坡英语主体句所呈现的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属于不强不弱，因此后续语有“中热”的特点也不足为奇。为了补足主体句的不强不弱，因而形成一定数量的句末助词，使新加坡英语有别于英式英语，也有别于粤语。

　　如果把新加坡英语加进来，上述（11）的类型分布可以补充为（27）。原本的“英语”改称为“英式英语”，也包括美式英语。粤语的后续语是“热”，主体句属于“弱”；英式英语的后续语是“冷”，主体句属于“强”；普通话和新加坡英语的后续语是“中热”，主体句属于不强不弱。按照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人类语言起码可以划分为（27）中的三类语言，最左端是“热语言”，最右端是“冷语言”，中间的是“中热语言”。这三类语言可通过后续语的冷热来描述，而后续语的冷热则由主体句的强弱来决定，即由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来决定。

　　根据本文的讨论，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有一定的原因，那就是由后续语的冷热所决定。事实上，后续语的冷热也只是客观的描述而已。本文认为，造成后续语冷热的原因与主体句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即与主体句的屈折成分和韵律特征有关。后续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主体句的补充。如果主体句能自给自足，那就不需要后续语；如果主体句的形式和内容较为贫乏，那就需要后续语的帮忙。换句话说，主体句越“强”，则后续语越“冷”，形成句末助词的土壤欠丰，英式英语就属于这种语言；主体句越“弱”，则后续语越“热”，句末助词的数量就越丰富，粤语就是这一种语言；主体句属于不强不弱，则后续语呈现“中热”现象，虽然有形成句末助词的可能，但数量不会多，普通话和新加坡英语就属于这一种语言。后续语用作补充主体句，主体句的信息丰富，后续语的作用就减弱。主体句与后续语这种微妙的关系，一多一少，一强一弱，有一种张力，大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主体句强弱和后续语冷热的关系，可称之为“此消彼长”⑤，总结于下：

　　根据（28）的“此消彼长”原则，句末助词的有无多寡是主体句与后续语处于平衡关系的结果，取决于主体句的强弱因素。这个原则仍然有待更多的语言验证。假如我们能通过主体句的形式特征对句末助词的有

　　本文构思受益于2017-2018学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访学。部分内容曾在以下专题报告过：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及哲学系（2018年4月）、纽约大学语言学系（2018年4月）、哈佛大学语言学系（2018年4月）、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2018年5月）、马来亚大学语言及语言学学院（2018年6月）、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语言研究及语言学系（2018年6月）、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语言、语言学及文学系（2019年4月）、大学语言学研究所（2019年5月）；也曾在以下学术研讨会报告过：第三十届汉语语言学会议（立大学，2018年3月）、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26届年会（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2018年5月）、第一届粤语语言学论坛（中文大学，2018年5月）、语言句法分析性与语法参数理论国际研讨会（语言大学，2018年6月）、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成立仪式暨语言学前沿国际论坛（语言大学，2018年10月）、首届理论语言学国际前沿课题高端研讨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9年3月）、第二届南方汉语方言研讨会（广州体育学院，2019年7月）。建设性的意见对改进本文很有帮助，特此致谢。

　　②按照冯胜利（2017）的分析，语调（或称为“句调”）属于“标句词短语韵律”，与句法结构最高的层次有关。

　　⑤黄正德教授（个人通讯）向笔者指出，这种所谓“此消彼长”的现象，与“叶斯柏森循环”（Jespersens Cycle）相似，是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也许是考虑到句法结构各部分的平衡关系而形成的。

　　[27]邓思颖，2016a，英语和汉语疑问尾句的句法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18-25.

　　[28]邓思颖，2016b，汉语助词研究的两个问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420-423.

　　[29]邓思颖，2016c，制图理论与助词的联合结构说[J]，《语言研究集刊》(16)：1-10.

　　[30]邓思颖，2016d，汉语语气词的谓语功能[A]。载丁邦新、张洪年、邓思颖、钱志安(编)，《汉语研究的新貌：方言、语法与文献——献给余霭芹教授》[C]。：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5-24.

　　[31]邓思颖，2016e，反复问句的联合结构分析[J]，《现代外语》(6)：742-750.

　　[33]冯胜利，2015，声调、语调与汉语的句末语气[J]，《语言学论丛》(51)：51-77.

　　[34]冯胜利，2017，汉语句法、重音、语调相互作用的语法效应[J]，《语言教学与研究》(3)：1-17.

　　[35]陆镜光，2004a，说“延伸句”[A]。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编)，《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C]。：商务印书馆。3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