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不像我们今天有统一高考,各大学是分开招生的,各个学校命题、招生侧重点也不一样,没有教育部统一考试这一说。报考哪个学校,首先要交报名费,然后是领表,填履历,如哪个小学、哪个中学毕业,报名以后才参加考试。家里有钱有势但分数不够的,是绝对进不了北大、、燕京的,可以通融的是什么学校呢?像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大学一般可以通融。
原标题:教育:学生的生活与学费
燕京大学女生宿舍的活动室一瞥。
大学生活与毕业出
时期不像我们今天有统一高考,各大学是分开招生的,各个学校命题、招生侧重点也不一样,没有教育部统一考试这一说。报考哪个学校,首先要交报名费,然后是领表,填履历,如哪个小学、哪个中学毕业,报名以后才参加考试。家里有钱有势但分数不够的,是绝对进不了北大、、燕京的,可以通融的是什么学校呢?像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大学一般可以通融。
当时大学报名费是三块到五块,录取与否是不退的。学费是多少呢?像北大、等公立大学,一个学年是二十块钱到三十块钱,不包括住宿费(北大是不再加收住宿费的)和吃饭钱。像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私立大学,费用要高一些,加上吃住等,这笔费用也是不太小的。但是大学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当时燕京大学的学费是一百六十二块钱,辅仁大学是一百六十块钱,这两所大学差不多。而北师大和女师大则分文不要,而且管吃管住,连饭费也全免了,吃得还不错,六菜一汤,教师、高级职员、学生在北师大是在同一个食堂用餐,所以当时有人把师范大学戏称为“吃饭大学”。基本上考师范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而且毕业出来前途相对来说有,起码当个中小学老师没有问题。
接着说到住宿。好的大学基本都有宿舍。不过大学的宿舍极少,在北大红楼后面,条件也差,八个人一间宿舍,冬天冷得不得了,没有暖气,要生煤球炉子,所以家境稍好一点的北大学生不住北大住宿。北大学生多数是外地学生,家境稍微好一点的,很多不住学校,因此景山东街、沙滩一带的民房民居很多变成了学生宿舍。电影《青春之歌》里林道静、余永泽住的是学校附近自己租的房子,学校不管。租一个房子一个月一两块钱,自己可以做饭吃,在那里结婚生孩子的也有。今天在景山东街、沙滩一直到黄化门这一带都是出租给北大学生的房子,有些今天还在。
在西郊,周围都是农村,民居很少,因此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住校的,的住宿条件相对比北大好得多。到了燕京就更不一样了,燕京的校舍当时是一流的。一般是二至四个人一个房间,有活动室和会客室,有电话,有工友,用单独的卫生间,有洗澡间,有暖气——— 那个时候叫水汀,暖气的热度烧得很高。据说燕京大学、包括的暖气当时烧得比饭店还热,冬天非常舒服。当时,燕京、的学生宿舍条件是最好的,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宿舍跟北大的情况差不多,学校在城里,没有什么宿舍,家在走读的学生多,实在没辙了,你就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上一个大学,一学年连吃带住得拿出百十块钱。吃住相对比较省钱,一个学期的吃饭有个十几块钱就差不多了,住宿也不贵,景山东街那一带学生租房子,按年租最好的房子一年大概是七八块钱,低的也有四五块钱的,当然条件不是很好。一个学期百十块钱的银元或者1935年以前的法币,对于有钱人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般的小地主、小业主人家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一个小业主一年的收入三百多块钱,要是拿出百十块钱来供一个大学生的话,这就是他全年收入的一半。所以很多家里不是太宽绰的人就选择读师范。却也有很多克勤克俭的,牙缝里省出钱来,也要培养孩子念、念北大,并不是没有,但是念燕京、辅仁就困难了。
当时的学生,像燕京、这些在郊区的大学,基本上学生的活动是在校园之内,集体活动比较多,比如说学校里的剧社、音乐会、舞会、各种球类,他们的生活当时也是比较丰富的。在城里面的北大、师大的学生,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了,可以逛东安市场,逛书店,可以到平安电影院或者是真光电影院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因为那个时候除了读书,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初期大学生毕业后谋职,压力不算太大,但战乱年代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各专业的就业情况有所差别。学工科的基本上还能找到工作,比如说建筑、土木工程,钢铁锻造,找工作比较容易。理科学基础数学、物理学的,相对来说就难一点。学基础数学的,你学得拔尖了,可以出国深造,在国内基本上就是留下当助教、当。像我的堂兄原来是司徒雷登的秘书,后来留在辅仁,之后从辅仁大学调整到北师大,他35岁就评上副教授了,很年轻有为的一个物理系教授。结果就因为他做过司徒雷登秘书的问题,在“”中了,他学的就是物理。学文史哲的,找工作更难。那个时候没有多少研究机构,研究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一般来说,最好的出就是中学教师,或者做一些文秘工作。法律系、经济系本来在全世界都是热门,但这两个专业1949年后出就成了问题。尤其是经济系的成本核算,在过去十分热门,1949年以后从市场经济变成了计划经济,所学也就用不上了。律的也有问题,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律师职业,只有,旧时那套也用不上了。学社会学的则更惨,五十年代后期,这个学科几乎没有了。
中学教育和美国学校
时期的中学也分公立(市立)中学、私立中学、中学三类。当时的公立中学有很多是不错的,有的好中学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说男四中(就是现在的四中),四中创办得很早,在清末的时候就有了,叫做“顺天学堂”。东城的二中也很好,它的前身是满洲八旗的左翼学。还有当时在北新桥细管胡同的市立第五中学,这些都是很好的学校。私立中学很有名的像崇实中学、志诚中学、孔德中学,孔德中学在五十年代以后叫二十七中,在东华门大街北,原址是清代的人府,孔德的名誉校长是蔡元培。那时的中学一般是男女学生分校,像育英中学、汇文中学(后来汇文大学部并到燕京了,汇文中学部留下了)等都是男校。我刚才提到的崇实中学,也是的。女校非常有名的有贝满女中、慕贞女中———就是后来的女十二中和女十三中,都是当时有名的中学。
那个时候,不同中学的学生在作风和派头儿上也有所不同,像四中、二中的学生都比较用功,生活也相对简朴。而育英的学生,一般家境都比较好,追求时尚,课余时间玩的花样也多,如球类运动、滑冰、游泳、歌咏、听戏唱戏、乐器、集邮等无所不能,在衣着上也比较讲究时尚,一望而知是育英学生的做派。贝满和慕贞的女生也相对有些大小姐派头,但毕竟是中学,不会出格,更没有化妆和佩戴首饰的女生。
东西城都有一些不错的中学,当时中学的师资水平常高的,有很多中学的老师后来到了大学,比如说启功先生过中学。当时整个城有多少所中学呢?(我讲的城,不是今天的概念)整个内外城里面大概有五六十所中学,在前期和后期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是这个数字,从1922年开始,城所有的中学都一律改成了“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时候读大学不算太难,但是中学就非常困难了,中学学费多少钱?普遍来说,私立和公立的中学一个学年二十到三十块钱的学费,和北大、基本上是属于平行的。中学还要多些,四五十块钱一个学年。在的孩子读中学不难,难的是外地或者郊区县的学生到来读中学,其费用不亚于读大学。除了四中、二中等,中学绝大多数是没有宿舍的,吃住都成问题。
还有一些特殊的学校,比如说在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这个美国学校是美国人办的,就叫“美国学校”,不少人都念过这个学校,好像杨宪益也念过,王世襄是念完了十年,我父亲也是美国学校出来的。它是小学、中学一贯制,十年毕业,教学很好,但是没有正规文凭。我父亲没有念完十年,念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矛盾升级,日本人就把这个学校给封了。后来到了1943年敌伪时期,他报考辅仁大学,结果美国学校的学历辅仁不承认,美国学校的文凭北平教育局也不承认,于是他就等于小学文凭、中学文凭都没有,怎么办呢,最后辅仁通融了一下,让我父亲念一年辅仁大学预科,要参加考试。王世襄也存在跟我父亲同样的问题,最后他是以同等学力考进燕京大学的,他大概是1935、1936年的时候就考进燕京了,所以比我父亲要早七八年。
美国学校的教学全部都是用的英文,没有中文,我父亲的英文非常好,比我母亲正经搞外文的还要好,口语能说得跟美国人一样。要考进美国学校的话,你英文什么都不会怎么进去呢?我父亲进美国学校的时候是八岁,但是他已了一两年的英文了,他的英文是请一个的老太太在家里教的。
旧时的家教
以后,完全依靠家教完成学业的已经几乎绝迹,除了周围的农村还有少量的私塾,但是在家里延聘教师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也还有的。我的祖父虽然思想很新,但是仍然希望我的父亲在家中接受系统的经史教育。
我父亲虽然读的是美国学校,但是从学校回家却是另一套教育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教育,最多时有三四个老师,有讲训诂和音韵学的,有讲《诗经》、《礼记》、《左传》、《尚书》等的,也有讲文赋诗词的,所以他白天在学校里念“洋”书,晚上回家念中国的传统东西,对于他来说,受益终身的还是中国的文化。
这种旧式的教育当时在城已经很少了。当时有一些很有学问的老先生,也没到大学去当教授,就是给人家当西席———家庭教师。我父亲和启功共同受业过一个老师,那就是戴绥之先生。戴先生号姜福,从前做过我曾祖父的幕僚,和小学讲得极好。当时戴先生还到别人家去讲课,启先生当时家境不好,就到那个人家听戴先生的课,虽然我父亲年龄比他小十来岁,但是启先生总管我父亲叫“学长兄”,就是这个缘故。
还有一位瞿润缗先生,也是极好的,瞿先生是我父亲和周一良先生共同的老师。我曾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瞿润缗先生,我写错了,写成了“瞿润缙”,周一良先生特地给我来了一封信纠正,说这是他和我父同的老师,不叫“瞿润缙”,而是“瞿润缗”。瞿润缗先生还在天津教过书,那个时候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就往天津跑,我们家也是一样。闹日本人的时候,因为没有区,没有租界,所以我家就跑到天津租界里面去日本人,周家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在天津短住的时候,瞿润缗既到周家也到我们家,分别来教周一良先生和我的父亲。
家庭教师和私塾的冬烘先生水平是天壤之别,在延聘前都会做过遴选和考察。一些大户人家的家庭教师基本上都是饱学之士,水平相当高,可能一生中没有留下多少著述,但是有讲义。我家里现在还有戴姜福先生的讲义,讲什么呢?讲文字学,可惜剩得不多了。启先生就曾亲口对我讲,戴先生的文字学讲义非常好,如果是完整的话,是一本很了不起的训诂学书籍。
他们这一辈人里面,像我父亲这种情况确有(同时接受西式教育和传统教育),但不多(当然老一辈的会有,可能情况我不太了解),杨宪益好像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我对杨宪益不太熟悉。我所知的两个人是属于这么教育出来的,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周一良先生,王世襄先生也如此。启功先生不能算,启先生小的时候是私塾教育,可能上过小学,然后就是到别人家去旁听,后来又上了正规的中学,所以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启先生在他的《自传墓志铭》里说自己是“中学生,副教授”,他也曾经教过中学,后来是陈援庵把他请到辅仁去当助教,所以启先生一辈子都感戴陈援庵先生。启功先生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的学问却远胜于一般的大学教授,我的父亲年龄比起以上几位要小十余岁,他应该是一个特例,也是最后一代受过这种双重教育的人。
:赵珩采写:南都记者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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