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近期发表特别声明，呼吁世界各地、雇主和工人组织、民间组织以及亿万联合起来，聚焦童工问题。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目前仍有1.68亿儿童在从事有偿劳动，他们不仅生活在受冲突和灾难影响的地区，也存在霓虹灯闪烁的城市和你我身边。暑期，正法雇佣童工的高发期。
曾几何时，“童工”是被或穷人家因生活所迫让孩子混一口饭吃的，是充满和被压榨的命运角色。但现实的童工却远不是这么回事，不少未成年孩子愿意甚至“乐于”外出打工，他们虽然也多来自山区农村，但既不是真正出于生活所迫，更不是人为，而是自认为学无所成甚至弃学后无所事事，在父母家人的默许下，隐瞒真实年龄“混进”企业或服务行业。
人类文明的一大，是用社会分工的形式，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发展权和与其生理心理特征相适应的权益。成年人负责养家，未成年人接受照顾和教育，为传承家庭和文明做储备。未成年人理应接受义务教育而非出门打工，这一作为常识的受到挑战是因为各种侥幸心理和的存在。
从童工的供给方面来看，童工的产生与其家庭的贫困密不可分。贫困家庭面对经济约束，不得不做出让未成年人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接受教育的两难选择。选择未成年人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可以给贫困家庭带来一定收入的增加，缓解家庭经济压力;而选择接受教育，对贫困家庭而言则是一个漫长的教育投资过程，不仅预期回报有限而且教育本身也需要一定支出，增加经济负担。同时近些年来，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泛起，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甚嚣其上，某种程度上源于读书立即改变命运的立竿见影效应在现实中很难找到鲜明案例。而一些地方不重视教育，读书氛围不够，让孩子早早进入社会，对教育改变中国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整体状况选择性，只能陷入制造贫困的恶性怪圈而。因此，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早期工业化中的贫困家庭，面对两难选择，多数选择前者，使未成年人尽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其次，童工的产生也与社会各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对童工的需求密不可分。在童工的需求方面，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尚处于生理发育阶段，与成年人相比体力、体能有很大差异。因此，雇用者可以支付比成年劳动者更低的劳动报酬，但在实际工作中使其尽可能从事与成年劳动者一样的工作，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因此，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早期，童工成为众多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雇用的目标。此外，除了童工在薪酬方面的优势外，利用大量童工增加厂商在制造业出口方面的优势也是对童工需求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还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常识，都要求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学校接受教育。做童工虽能缓解贫困家庭的燃眉之需，但会让孩子一步错而步步输。童工现象大量存在，必然造成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未来人力资源质量的下降。
事实上，对贫困家庭而言，没有比教育更能改变家庭境况和未来命运的途径。美国学者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口素质和技能，是增强贫困人口自身脱贫能力和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教育还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提高新生代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减缓当地贫困形势和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贫困地区和家庭，不深刻认识教育对扶贫的源头作用，就不能从根本上切断家庭贫困传递的恶性链条。
第一，针对童工需求方面，应该加快产业升级，将依靠原有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成为依托资本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使人力资本变为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增加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进而减少童工的需求。
第二，针对童工供给方面，则是要加强精准扶贫，加强更多贫困家庭抵御收入冲击的能力。进而使更多贫困家庭在面对收入与教育投资的两难选择中，让更多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此外，要加大教育投资，促进地区教育质量平衡发展，适当延长义务教育的时间，强化义务教育落实，提升教育质量，畅通农家子弟上升径，让所有孩子都能够沐浴学习改变命运的阳光。
第三，法律法规方面，要有明确的法规可依，有严厉的处罚标准可循，终结童工现象，首先就应当严肃法纪，变被动性执法为主动性监管查处，对于明知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又故意招用未成年人从事与身体发育极不相称工种岗位的企业，更应当依法严厉打击，同时完善相应配套制度，将未成年父母或监护人与非法使用童工行为进行“”，为整个社会营造出童工的氛围，唯有如此，未成年人才能回到课堂，完成学业;才能厚积薄发，为改变家庭状况和国家经济乃至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输送出源源不断且充满健康活力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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